“现代性”等同于“现代化”吗

2019-10-09 21:41栏目: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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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可以理解为五个过程:技术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科技创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现代化是工业生产力水平高,农业方面产品质量高种类丰富,科技得到大程度利用,城市乡村建设程度高。公民素质高。各类文化呈现百花齐放健康发展的场面。

  现代性这个词是用来描述“现代”这样的状态。如果将历史区分为三大时期的话,现代可以表示所有在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历史。这三大时期为:上古时代、中古时代与现代。

  现代也会特别用来指称1870年到1910年这段期间开始的一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如果还要更特定的线年这段时期。

  “现代性”是自上世纪末叶以来,不仅西方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对于我国学者来说,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因此探讨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及其结果,即“现代性”,是尤其有意义的。特别是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它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加引起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一批判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现代性问题,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应当产生什么样的现代性。在进行这一思考时,什么是“现代性”,它正确的内涵是什么,与“现 代化”概念有什么区别,无疑是首先应当辨明的。

  对“现代性”的研究涵盖了哲学、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不同领域,因此这一概念的运用也就相应有了学科上的差别,从而有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以 及文化和审美等意义上的现代性。

  吉登斯对现代性的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因此他将现代性看做是“后传统的秩序”。它首先指的是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 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或者说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其次是指资本主义,包括其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

  西方结构功能学派所概括的现代性的特征,同样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的。它从社会的变动方式着眼,立足于“现代性”与“传统”的区别,由此对现代化进程及其产生的现代性属性作出界说。在这一理论中,“传统”与“现代性”分别是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性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是:①民主化;②法制化;③工业化;④都市化;⑤均富化;⑥福利化;⑦社会阶层流动化;⑧宗教世俗化;⑨教育普及化;⑩知识科学化;辊信息传播化;辊人口控制化,等等。结构功能学派的上述现代性界说的一个优点是较好地辨析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把后者看做是前者的“属性”。不过这一界说主要是从社会学方面进行的,因此具有经验概括的特征,列举了现代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标志,但没有深入到哲学反思的层次,从本质特征上把握现代性。

  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探讨,比较著名的有两个。其一是哈贝马斯,他把现代性看做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作为一个时代的现代性的特征与贡献,是个人自我选择,实现主体价值的自由。其次是福柯,他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按照福柯的这种解释,现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一种时代的意识与精神,因此它关涉到的是某个社会的道德与价值观念、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或者说,关涉到的是某一社会的主流性的哲学理念以及相应的 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制度安排与运作方式。

  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这样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这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说明现代化与现代性两概念之间的区别。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性的“果”;由现代化的过程,产生了现代性的特征。不过,虽然这一说明点明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他的有关说明则是主要从“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的,而“现代性”概念的最深的层面,却是属于哲学的,属于哲学反思所把握的时代本质与精神。就这一意义来说,现代化主要是一个在经济学与社会学层面上谈论的范畴,表明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表明社会在这一文明变化过程中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上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的根本变化,以及社会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知识程度提高等方面的巨大进步。“现代性”则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上,抽象出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化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应有 的时代意识与精神。

  1960年欧美和日本学者在日本的箱根举行了“现代日本”国际研讨会。这是“国际上第一次认真而又系统地讨论现代化问题”的会议,它为现代化首次确定了如下的8项标准:

  ④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通过这种瓦解在社会中造成更大的个人社会流动性和更加多样化的个人活动领域;

  ⑦大规模的制度的存在,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不断成长;

  ⑧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的日益 增长的互相影响。

  上述标准集中于从人口、商业服务、环境、教育、管理等社会领域来考虑问题,因此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现代化标准。它作为第一个制定的标准,相对于后来的标准而言,显得比较粗糙,考虑的问题不够广泛、具体。我们可以再列出几个标准用以对比。

  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Inkeles)给出了一个量化的社会现代化指标,其具体参数如下: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3,000美元以上;②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2%—15%以下;③服务业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以上;④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70%以上;⑤识字人口的比重在80%以上;⑥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重为10%—15%以上;⑦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在1,000人以下;⑧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0%以上;⑩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这一现代化的量化指标尤为具体,其特点是主要围绕生活质量来设置指标,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 优点,便于使用者进行衡量、对照与评判。

  帕森斯的学生利维也曾为现代社会提出了六项标准,这些标准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现代化的过程则是向这些标准靠拢。这六项标准是:认识方面的理性主义;人际关系方面的普遍性原则;社会机制方面的特定功能;情感方面的克制与回避;目标取向上的责任感;社会结构方面的非等级制。这六项标准的特点是着重于从人的意识与精神的角度考虑现代化问题,包括认识的、情感的、意志的(道德责任),以及人际间的关 系。与此相应也就撇开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的标准方面。

  我国学者罗荣渠曾经对有关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整理,归纳出有关现代化含义的四类界说,它们分别是:

  首先,现代化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中国及其政府领导人在阐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 针与政策时所一贯明确表述的,正是这一思想。

  其次,把现代化视为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在罗荣渠看来,这种观点与第一种的实 质内容并无区别,只是前者的特殊之点在于它的政治立论。

  第三,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按照这种观点,人类社会在现阶段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限于工业领域或经济领域,同时也发生在知识增长、政治发展、社会动员、心理适应等各个方面。罗荣渠指出,这种现代化观点与上一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着眼于工业化的纯粹经济属性,而是注意到社会制度即结构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科学革命具有改变人类环境的巨大力量,造成特殊的社会变迁方式,而社会各单元对于这一新 环境和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的过程就是现代化。

  第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换句话说,现代化可以看做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这主要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现代化的。这方面的观点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鄄ber)为代表。从韦伯学派的观点看来,现代化就是“合理化”,是一种全面的理性的发展过程。按照韦伯的说法,“归根到底,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合理的常设企业、合理的核算、合理的工艺和合理的法律,但也并非仅此而已。合理的精神,一般生活的合理化以及合理 的经济道德都是必要的辅助因素。”

  罗荣渠的概括展现了现代化概念的诸种含义,使我们对现代化概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他上面的概括以及联系到前面有关的现代性含义,我们可看出现代化含义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侧重或不同,但不管怎样,它们都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这一点构成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一个基本区别;也就是说,只有现代性概念才提供了哲学上的思考,深入到了哲学的层次;虽然现代性概念也有从类似的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层面上进行界说的,但它的根本规定却是在哲学层次上的。此外,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的另一个基本区别在于,现代性乃是现代化的结晶,是现代化过 程与结果所形成的属性,有如下面我们所要论述的。

  首先,从特征上说,现代性标志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表现为与某些传统的断裂。

  文化中本来有其亘古不衰的东西,这是文化中得以延续的传统。这除了一些可直观的人文艺术形式、风俗习惯之外,还包括一些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准则,如孝悌仁爱,不偷盗,不等。但文化中也存在一些与社会进步不相符的传统,它们是现代性需要与之割断的。中国文化由于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因此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并就此有着长期的论争。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诉求属于外源性的,是一种被西方列强的侵略激发起来的图强愿望,因此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就与是否等于“西方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自尊情结联系在一起,从而无形中使民 族主义成为抗拒现代性的强大因素。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加上“左”的意识形态作用的“新传统”因素,如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禁锢,更是对现代化的推动构成严重的阻碍。可幸的是,当今社会的信息传播已远非古代可比,信息使广大民众至少直观地懂得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国家对人民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因此,“现代化”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不仅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成为民心之所向。再顽固的传统,也经不起现代化信息对民众的现实启蒙。这为执政党与政府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得现代化的发动与推行能够冲破旧传统与新传统的双重阻力而进行。中国的现代性所与之断绝的,正是这旧、新两种与社会进步相背离的传统。

  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的价值的高 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才打上自由的印记。

  从一般意义上说,农业的、封建的社会与工业的、现代的社会之区别,在于在后一社会里,人,主体,有了自由的权利,即有了思想、言论、教育、择业、投资等方面的自由。如果没有劳动力的自由,也就没有人力资源市场的存在;没有投资的自由,也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一言以蔽之,没有自由,就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些从哲学上说,根本在于个体的人有了“自由意志”,有了“主体性”,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选择与行为选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不必依附于他人的意志与权力。回想上世纪80年代,当我国在“改革开放”旗帜下重行开始现代化运动时,“主体性”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如何地引起反响。它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凝聚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渴望与诉求,以简约的语词,表达了有关人的尊严、价值与目的性的意愿,说出了人们长久郁积于心中、而又难以用千 言万语来表达的理想与情感。

  在东西方历史上,这种自由有着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意义。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在宗教方面,主体不再依附于神权,人不必是禁欲的动物,有如加尔文教义所宣称的,为官执政、经商盈利、放债取息也同担任教士一样,都是受命于上帝,符合教义的。这就是宗教的世俗化,人走出了神灵的阴影。对于中西社会、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在世俗方面,主体不必依附于皇权、族权乃至父权、夫权等,这使人有了财产、迁徙、择业、婚嫁等自由。当今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同样体现着人的自由的获得,它尤其表现为摆脱“单位所有制”的束缚。这种束缚以工资关系、档案、住房等各种特定形式限制着人身的自由,人成了单位的“奴仆”。这种“单位所有制”阻碍着人才的流动,妨碍着作为生产力根本要素的人力 资源的开发,从而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

  以自由为核心,现代性形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权利关系。现代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实现社会富裕的同时,实质上是一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与重新分配过程。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是从经济利益与权利关系入手的。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关键也正在于它从一开始便为社会的各阶层普遍带来收入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为改革的推进营造了民心基础,所以能够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状态下推进改革。假如改革一开始便是大量工人的下岗,便是 贫富的两极分化,那不可能设想它还能够进行下去。

  除了自由以外,权利关系中最重要的是财产关系。中国的改革碰上的一个症结问题就是所有权问题。所有权的权属关系不清,不仅妨碍了经营者的积极性,而且对于私有企业主来说,对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导致的是对扩大再生产的疑虑、经营上的短期行为乃至资 产的外逃。

  这些自由、财产等权利关系,从哲学上说,便属于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范畴,便是自由、平等与正义等价值与权利关系的确立。它们构成现代性的核心。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从骨子里说,无非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价值目标。这 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之意。

  这里,“理性化”指的是人与社会行为的契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门化、制度化。“理性化”来自于“理性”,它是依据理性原则而行事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如众所周知,理性是西方启蒙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用以同宗教的神性相对,作为世俗社会为道德与社会立法、建立新的社会规范的根据。因此对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言,理性化是与社会的世俗化相联系的,中国则不然。中国本来就不是宗教社会,因此不存在世俗化问题。中国的理性化是与传统(特别是封建的)与现实的非理性化行为相对的。梁漱溟曾经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概括为“伦理本位”,这是很精辟的。诸如“正其谊不谋其利,谋其道不计其功”这样的“泛道德主义”思想,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现。非功利的观念固然在某些方面对社会有好处,如培养人的情操,淡泊名利,从事社会的公益建设,等等,但它对于经济系统本身的生产与经营来说却是极为有害的,导致的是不讲经济效益的结果。经济运作的关键在于精打细算,做到低投入高产出,因此韦伯把会计的核算原则称为“形式的合理性”,它代表着资本主义的精神。这种合理性是与泛道德主义的权利、义务、财产等的非理性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 直接相对立的。

  现代性的理性化,乃是竞争中的理性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建立起竞争机制的过程。没有竞争,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社会的活力。竞争是社会的效率与效 益的内在要求,是加快社会发展的需要。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有否建立起竞争的机制。社会没有竞争,其结果只会是低效率与低效益的。人才既无法脱颖而出,资源也无法得到较好的配置与利用,其结果只会是高投入低产出。但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它也会产生负面的效应,即无序的竞争。因此,如何使竞争成为理性的,就构成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需要以理性化为目标,建立起相关的各种规范,以保障竞争的有序化,而不至使竞争成为破坏社会和谐与秩序的东西。

  对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理性化尤其重要。一个原本属于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社会,一旦在诸多领域中实行开放式的竞争,而新的规范又未建立或完善起来,则必定会出现一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无序乃至混乱的状态。因此建立起合理的政治、经济等运作的规范与秩序,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尤其重要。对于政治运作而言,迄今被视为最为合理有序的运作程序,是民主化的运作(包括公开与公平的选举程序,公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决策的科学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等等),以及科层化、专门化的管理。集权的社会虽然有社会动员与整体运作的便利与好处,但这种好处却是建立在一种危险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决策失误,它缺乏任何纠错的机制,就会使社会陷入危机乃至分裂、内乱中。中国社会要摆脱以往“传统”式的与“卡里斯马”式的(即凭借领袖的个人权威与魅力进行统治的)、非法理型的统治方式,关键正在于以 程序化、规范化的理性方式来治理社会。

  在经济运作方面,市场经济乃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公平竞争,而公平的前提是诚信。诚信虽然本质上属伦理的范畴,但也与理性化有关。商品交易中失信乃至进行欺诈,虽能得利于一时,但长久而言,却会失去经营伙伴、顾客与市场,终归受害的是欺诈者自己,因此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当前中国泛滥成灾的商业欺诈、非诚信经营现象,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运作尚未达到成熟的状态,尚未进入一种理性竞争的格局,从而也 在经济运作方面表明中国尚未达到现代性的要求。

  以上我们对现代性概念进行了辨析,分析了它与现代化概念的不同,并论述了它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本文想强调的是,由于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的现代性应当具有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特征,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性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于同宗教的分离,来自于世俗化的过程。而当今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国的现代性,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与自己的某些古老传统和新的“左”的传统的断裂之中。现代性问题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发展未来,或者说是它的命运所系,因此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也是为什么它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的原因。本文只是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拙见,并希望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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